破“难点”通“堵点” 让数据顺畅成为资产、资本和财富

　　图①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秦荣生 图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

　　图③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 图④ 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丹

　　郭冀川/摄

　　数据，已经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性资源，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突破、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更是数字时代“财富”的象征。

　　围绕数据流通、交易和法制化建设，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纷纷提出各自观点，主张破除“难点”、打通“堵点”。这不仅体现了大家对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深刻理解，也前瞻性地预判了我国以数据驱动产业变革的挑战和机遇。

　　构建全国性数据交易市场

　　数据要素体量大、复制成本低、流动速度快，加快数据要素流通交易，是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从政策层面看，近年来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2022年12月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即“数据二十条”)发布，2023年8月份，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数据资源的确认范围和会计处理适用准则等，并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使数据作为资产“入表”有了明确的执行准则。

　　2023年10月份，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等，对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省级数据局密集挂牌，进一步优化了地方数据管理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数据交易所董事长张琦对记者表示，由于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在发展水平、应用场景、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性，要因地制宜构建各具特色的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

　　张琦认为，为避免多层次市场成为割裂的、碎片化市场，应以国家数据交易所为核心，形成基于统一规则和一体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张琦建议，加快出台促进数据交易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政策举措等规范性文件，为数据流通使用提供全国统一的规则制度。

　　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数据要素流通生态，被业内称为“数商”的数据第三方服务机构数量快速增长。据上海数据交易所统计，2013年至2023年，中国数商企业数量从约11万家增长到超过100万家。

　　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促进数据流通交易，一方面要加强跨部门统一协同，加大对创新探索的激励，引导企业及金融机构共建数据要素流通生态；另一方面要加强各地交易所在规则、流程、信息等方面的协同与互通，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市场体系。此外，在各细分领域引导培育一批业务能力强、服务质量高的数商，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法治建设助力数据资产化、资本化

　　数据从一种生产要素转化为有价值的财富，往往要经过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三大关键步骤。

　　当前我国正在进一步夯实数据资源化基础，通过推动对数据“原料”的加工，使数据资源可见、可用、可共享。随着《“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实施，以及数据“资产”入表落地，数据资产化迎来发展高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秦荣生对记者表示，数据资产交易最主要的问题是数据确权，需要细化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内容和范围，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职责。

　　秦荣生说：“在技术手段上，可考虑使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安全隐私计算、加注数字水印、加密计算、协同计算等手段为数据确权提供保障。数据权属明确才能保护数据交易权益人的权利，更好地激发数据交易的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在“三权分置”基础上，探索数据要素“三级市场”。

　　连玉明表示，可参考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多级市场体系，探索构建零级、一级和二级联动的数据要素多级市场体系。零级市场即非交易流通市场，属于未进入交易环节但发生数据共享交换和权益流转行为的市场；一级市场即数据资源市场，主要承载以数据集或数据接口为主要流通方式的数据资源；二级市场即数据产品和服务市场，是数据要素产品化的市场。

　　随着我国数据资产化相关制度和市场体系完善，数据资本化的趋势逐渐显露。数据入股、数据信贷、数据信托和数据资产证券化等均成为数据资本化的抓手。

　　今年2月份，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发放了首笔数据资产质押贷款；3月份，山西首笔数据资产无质押增信贷款落地山西数据流量谷。数据要素由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和财富的可行路径，正在逐渐打通。

　　鉴于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对记者表示，短期来看，对数据要素在资本端形成价值并且大规模资本化的预期并不高。但从长远来看，国家相关政策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和可落地的办法，数据资源化、资产化和资本化必须尽快推动起来。

　　需要数据资源跨境流动做支撑

　　我国有超大市场规模、海量数据资源等优势，通过加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夯实数据基础设施等，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正在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数据跨境流动是推动数字经济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据跨境流动”首次写入其中。

　　在促进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我国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等，逐步细化数据出境的合规路径，引入更多国际知名数据服务企业，拓展国际数据产业开放与合作范围。

　　“不论是从全球数据资源视野，还是从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来看，都需要数据资源的跨境流动做支撑。”秦荣生表示，在国内外数据交易相关探索和实践基础上，还需要构建严格的数据交易市场准入制度，以及统一规范的数据交易定价制度，建立在使用中流通、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数据交易制度体系，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有序发展跨境交易。

　　在数据跨境管理方面，金李建议，探索建立非重要数据的白名单制度，并设立国家数据跨境安全快速审查通道，构建国家级的跨境数据枢纽节点。

　　全国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丹对记者说，针对部分数据跨境流动相对集中的重点行业，可以立足行业实践，探索实施差异化的数据出境管理要求。同时，强化制度动态评估与优化机制，及时顺应企业发展和国际变化趋势，不断优化目前数据出境监管机制的实施安排。

　　当下，构建一个透明、有弹性的数据流动制度体系，实现双、多边数据互惠合作，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便利。让数据成为全球流通交易的资产、资本和财富，正在成为我国走在世界创新前列、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