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一个一月或八月的周四傍晚，一条带有大量图片和惊悚标题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弥漫开来，那么它很有可能只是一条谣言。

　　在今年的愚人节，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联合微信安全团队发布了《微信年度谣言分析报告(2016)》，为谣言“拍了一张CT”，分析它如何像病毒一样传播，并希望能找到“宿主”，对症下药。

　　实验室主任张志安教授说，如果网民更多了解谣言传播的周期性和内容化妆术，就更容易识别和过滤谣言。“我们和微信长期合作进行谣言研究，就是想用科学和信息素养来防范谣言的危害”。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微信辟谣平台上，实时显示的数字一直在跳动，他们每天会收到1万~2万条有关谣言的投诉。

　　谣言正从同事八卦的饮水机前“繁殖”到手机的方块屏幕间。

　　刮腋毛致癌、口香糖致癌、地暖致癌、食用味精致癌、蓝色洁厕块致癌……这种“看上去就很假”的消息已经算不得什么。一些掌握了高级化妆术的谣言才更具迷惑性和引诱力。有时候，就连微信平台本身，都被“病毒感染”。

　　今年年初，微信朋友圈兴起了一股测试浪潮，网友可以通过链接测出自己注册微信的时间、第一个微信联系人、发布第一条朋友圈的时间和使用微信的地点等信息。一时之间，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这个黑底绿点的测试界面“刷屏”了。

　　人们尚沉浸在回忆的思绪中，突然有消息“爆出”：这个链接是假的，只要一点，不法分子会盗用个人信息进行犯罪。

　　“我身边的媒体人、公务员、学者竟然也会‘中招’。”张志安说。很快，微信声明，这是一条谣言。

　　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如此容易，但分辨信息真伪的难度却在加大。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副主任何凌南用那句经典的开头来形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他们将“卸妆水”泼在谣言身上，得到的是一张伪善的脸：标题负面情绪化激发焦虑，正文貌似理性地提供解决方案，黑白双面配合来说服受众。

　　看到“最新爆料”“惊爆内幕”“不转不是中国人”“你必须知道的几件事”这样的标题，多半要小心了，“这些标题令人惊悚，具有煽情夸大的作用，引起人们的不安全感。”张志安说。

　　再往下看，正文多声称援引某机构的消息，行文条分缕析，叙述方式具有亲和力，“好像在跟读者对话，用‘我’‘你’，而非第三方的表达，再加上引人注目的配图。”看似“有图有真相”，其实图片往往没有来源，张志安表示，标题的煽情加上正文的“权威性”更具欺骗性，能引发指数级别增长的关注。

　　满天飞的谣言像从上空掷下的病毒，说不准就会落在谁的头上。其中一个砸中了张志安的朋友，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

　　“有一天他发了一个帖子给我，内容大概是说校长贪污腐败导致校舍倒塌，几百个孩子死亡，并附上现场视频。”视频的惨烈立马唤醒了人们的情绪，让人忍不住点了转发的按钮。

　　张志安在转发前先进行了一次辨别：用标题在微信里进行搜索，搜出十几个账号转发类似的内容，点击量挺多。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作了道歉，声明视频是“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时的视频。“希望我们以后转发消息的时候能慢半拍，哪怕停下一秒钟也好，思考一下它是不是假的”。

　　今年过年期间，针对一系列谣言，国家和地方各级网信办要求有关网站予以处置，澄清事实，引导网民认清真相。包括 “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免费领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加送2600元酒店住宿”等。

　　一些类似于“谣言粉碎机”的组织因为需求的存在而不断扩充队伍。他们打出的口号是：“这是一个谣言纪，你需要一件冷兵器。”

　　在快速传播的时代，政府要实现数据的公开。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应该透过有效的渠道跟民众沟通

　　这份谣言分析年度报告以技术手段分析了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间，微信中被举报次数较多的2000多条疑似谣言文章，对其中的600多条谣言进行了人工编码。

　　提到如何“确诊”谣言，何凌南列出三步：一是看举报信息；二是进行语料库比对；三是专家逐条审核。

　　语料库像是一个谣言的储存仓库，一些谣言经常“死灰复燃”、被反复传播，一旦一条新谣言里的关键字与语料库中的匹配，这条“借尸还魂”的谣言马上会被确诊。

　　何凌南相信谣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像物竞天择的自然界，那些经过大浪淘沙的谣言存活下来，身上均携带着可以复制的基因。

　　从原创性上看，95%的谣言都是非原创，往往经过多次加工，被改头换面后更加贴合时效性和当地性，从而获得广泛传播。何凌南称之为“削减磨平”的过程。

　　比如一女生看到声称迷路的小孩，就带他回家。在按门铃时女生被高压电电晕，隔天醒来发现身处一间空屋里，衣服被脱光，身边什么都没有了。

　　这条消息警方早就辟过谣，称没听说过此类案件，并且认为作案手法成本太高，漏洞太多，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可是，像《请一定转给你身边的女生看，这是最新骗局！》这样的文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到朋友圈“撒野”，单条阅读数超过2000万。

　　对于未知的恐惧和焦虑是人们无法解开的难题。如果说微博是广场，“大V”能快速联系到很多人，一个人在公共广场演讲，信息就能很快澄清；那么微信就更像客厅，只有好朋友来，“阻隔”给辟谣带来了难度。

　　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即将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群“宿主”后，去他们的社群精准投放辟谣的帖子，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让它像情商、智商一样，成为一种不能缺少的能力。

　　“这也对政府的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在快速传播的时代，政府要实现数据的公开。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应该透过有效的渠道跟民众沟通。”这也是何凌南研究的课题，一些政府发布的信息或是在传播方式上有欠缺、或是发布不太及时，造成了信息的阻隔，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喜欢在官网上挂出信息，实际上并未真正到达受众，传播力不够。

　　一个传播力甚强的故事和口香糖有关。以前的口香糖嚼好久才能软到吹泡泡，可1970年美国一家公司推出的口香糖本来就是软的。孩子们不禁想，它到底为什么这么软呢？答案出来了：它一定是拿蜘蛛卵做的。

　　谣言风起不到10天，公司高管通过调查发现，纽约地区一半以上的孩子都知道了。研究信息传播的社会学家邓肯·瓦茨说，“关键在于传播信息的意愿，而非你拥有的地位或名望。”

　　何凌南将一些受过教育的、拥有丰富互联网使用经验的人称为互联网中产阶级。他们认同主流的价值观，买东西上京东淘宝、看电影去豆瓣刷评论、出门用滴滴优步打车，这部分人较少被谣言迷惑。

　　另一部分互联网“底层人群”，大多是中老年人，刚刚用上智能手机，主要用于跟亲友分享养生贴、旅游的照片和发送节日的问候，“一直弄不明白怎么网购付款”。这群人是谣言的目标人群。

　　谣言反映出公众对某些现实社会中的东西特别在意，能促进线下的解决

　　“热点事件就像人很多的公共场所，谣言病毒喜欢在有特别多‘宿主’的地方活动。” 何凌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正如过年时“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的谣言，在何凌南看来，体现了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型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感和压力。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马克·沙勒指出，最近哪个话题比较热，这个话题一定会出现谣言。

　　研究发现，此次抽取的谣言中，比例最高的是失实报道类，占比达31.4%，主要包含社会政策/秩序、经济状况等内容；其次为健康养生类，占15.1%，主要涉及食品安全、疾病和健康养生等内容；再次为奇闻趣事类主题，占比13.5%，主要涉及各类迷信怪谈和八卦等。

　　“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快，总是面临信息不透明的情况。对不确定信息的探索需求始终存在，这就不可避免产生谣言。”何凌南说。

　　在小说刚出来的时候，人们担心里面太多的幻想会不会损伤神经；报纸刚出来的时候，人们担心一小块一小块的文章会不会损害注意力；漫画刚出来的时候，人们担心会否带坏小孩子……“社会关系带来重大的改变，形成压力，会带来谣言的增加。”何凌南说。

　　指尖滑动中闯入眼里的谣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脑和四肢。首先造成观念的变化、态度的变化，继而转变成行为上的变化。“人们可能直接看不到谣言把人害死了，但是确实会影响行为。当时说酸奶是皮鞋做的时候，长期影响酸奶的销量，疫苗也是如此。”何凌南说，谣言导致的不信任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现代的社会，人们用陌生人的车、让陌生人看病、住陌生人的房子，需要基于契约精神的信任。但谣言大大消耗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像癌症细胞一样扩散。

　　但是，公众对谣言的认知程度也能为预警提供指标。比如当一项传染病的谣言散布时，如果公众的搜索是关于传染病本身，此时可能仅停留在关注状态；当搜索升级为如何预防和治疗，说明已经涉及行动。

　　就像转基因，一直是谣言的重灾区，提醒农业部门要进行更好的监管，带动现实社会治理中的议程。“谣言反映出公众对某些现实社会中的东西特别在意，能促进线下的解决。”张志安说。

　　就像这份报告的结语部分写的那样：每条谣言的产生，都有其社会背景与心理动机，因而谣言并不完全是“洪水猛兽”，从某种程度上看，它是社会的“晴雨表”，体现出公众对某一方面信息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