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应用红包的“旧瓶”与“新酒”

　　贾开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以2月1日腾讯元宝App春节10亿元红包为开始，到阿里千问App的30亿元“春节请客计划”，以及文心、豆包等的持续跟进，似乎我们又回到了为推广App日活、争夺用户流量入口的“补贴”大战时代。但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是否可从“表面近似”中看到“实质差异”，发现AI红包这个“旧瓶”装的“新酒”，或许才具有更大价值。

　　以2025年人工智能开源应用生态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意见》为标志，舆论普遍认为2026年将是AI应用的“元年”。不过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热情之下，究竟AI能否促进生产力的提升、AI会带来何种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化、AI是否能推动社会福利的普遍提升，我们仍然是不得而知的。在此背景下，当前平台巨头们的AI应用红包，就不应被简单定义为“内卷”的低水平竞争，而是包含着探索“新质生产力”前进方向的积极意义与价值。

　　一方面，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依托异质性的平台生态而出现的差异化AI应用模式。依托微信社交场景、元宝作为“AI社交助手”的定位，依托阿里电商生态、千问作为“AI+消费”新模式的探索，依托蚂蚁的已有能力、阿福在“AI+健康”领域的深根，都是对该领域传统模式进行AI化改造的积极尝试。另一方面，这些改造已经体现出了结构性、重构性的范式变迁特征。以“AI+消费”为例，千问基于对话交互而对淘宝、淘宝闪购、飞猪、盒马、高德的调度，可能会改变电商消费的底层逻辑：传统意义上以争夺流量入口从而增加用户消费概率整体均值的“大数逻辑”，将可能演化为基于用户语义意图精准识别而提升单次消费概率的“定制逻辑”。其在提升便捷性的同时，也将消费市场从“零和博弈”变成了“增量创造”。

　　这种变革的意义，可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昂格尔关于“经济增长要不断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而这一过程是不连续、不自主”的观点得到支持。所谓“不连续”是指突破一个供给或需求约束并不自动保证能突破下一个；所谓“不自主”是指供给扩张并不必然保证需求会扩张，反之亦然。对应当前现实，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将“AI+”视为以新技术变革推动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变化，那么这种供给扩张并不会自动创造需求扩张，我们仍然需要以特定机制来释放、创造新的需求机会与空间，这便是“红包”的新意——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以“红包”推动短时间的需求扩张，并不会自动带来供给侧的“AI+”产业变革，这仍然需要平台生态的自我革命。只有将供给侧的“AI+”与需求侧的“红包”补贴结合起来看，才能真正看到“旧瓶”中的“新酒”。值得指出的是，昂格尔的论述曾被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结合中国实践而进一步阐发，后者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两项国家战略并非相互独立，而是要“相互补充以突破各自约束”，这也正是当前“反内卷”战略的实质政策意涵。AI应用红包大战，也因此可被视为这一背景下的具体探索。

　　当然，“AI+”应用所许诺的经济形态范式转变并不会一片坦途。智能体跨App调用的安全风险、基于AI而形成新生态架构的开放性质疑、AI能力增长的可持续性隐忧，都是已经被摆在面前的相关问题。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起点是发现问题，只有AI真正被“用起来”，积累更多的公共知识破解AI带来的共同无知，以信任为基础走向合作，我们才会有机会以实验主义的原则迈向AI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