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看到统计数据，没有人知道有那么多法院已经入驻淘宝。

　　3月8日，在网络司法拍卖研讨会上，“淘宝司法拍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已经有21个省（区市）入驻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入驻法院近700家，完成近9万次拍卖。其中，浙江、江苏、福建、河南、贵州、北京等6省市全部法院都已入驻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拍卖平台的拍品包括车辆、机器设备、住宅、厂房、商业用房、商位、土地、股权、经营权、矿权、林权、工业原料、废旧物资、海域使用权、排污权、船舶、商标、活物、树木等，几乎涵盖了所有涉讼资产。

　　这个始于2012年浙江省两家法院的尝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法院接受。

　　在一些法院工作人员看来，通过互联网进行司法拍卖，解决了多年来在司法拍卖中一直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翟晶敏曾多年分管司法拍卖工作。他告诉记者，在法院尝试利用互联网进行司法拍卖之前，基本采用的是委托拍卖的方式，就是委托一家拍卖公司对诉讼资产进行拍卖。这种司法拍卖方式不公开不透明，违标串标现象严重，受众面窄，腐败高发，佣金太高。

　　“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一直是法院自行拍卖，因为总出现腐败问题才改成委托拍卖，但效果也不好。”翟晶敏说。翟晶敏告诉记者，2012年延庆有一块土地进行司法拍卖，700万元的拍卖起价，结果流拍后来法院在报纸上登出了信息后以2400万元的价格成交。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褚红军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由于委托拍卖存在大量的寻租空间，这位副院长为此经常睡不着觉，“一出事就是一窝”。

　　“委托拍卖环节太多，平均算下来，做一次拍卖需要6个月，效率低、成交率低、价格低，流拍率却高。” 褚红军说。

　　2013年，江苏省开始尝试将司法拍卖搬到互联网上，截至2014年2月28日，该省三级法院全部入驻淘宝网。

　　按照褚红军提供的数据，2010年，江苏省法院司法拍卖成交金额为40亿元，2014年，在尝试网络司法拍卖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27亿元。2014年11月，江苏当地法院拍出3.5亿元的房屋土地及附属设施，创下迄今该省网络司法拍卖史上最高金额纪录。

　　“淘宝司法拍卖”的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在去年网拍率达到93%，拍卖成交率高达89%，比传统委托拍卖提升19%；成交拍品平均溢价率高达42%，比传统委托拍卖提升25%。

　　不过，这样的发展也带来一些困扰。褚红军就感觉到了压力。

　　“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网络司法拍卖一直都有质疑的声音。”褚红军说，有一种声音认为，网络司法拍卖存在合法性问题。

　　早在2012年浙江省两家法院首次尝试通过淘宝进行司法拍卖后一个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就发表声明称，这种做法不符合拍卖行业相关法律法规，一旦推行开来，将对拍卖市场的正常秩序造成极大影响。

　　2013年，江苏省尝试网络司法拍卖后，这种质疑依然存在，褚红军曾接到相关部门转发来的行业协会的情况反映，“措辞非常激烈”。

　　“新出台的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一个条文规定法院可以自行组织拍卖，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司法拍卖这种拍卖方式。”褚红军说，通过网络进行司法拍卖，导致很多委托拍卖的公司业务受到影响。

　　褚红军给出的数据显示，去年，江苏法院民事案件、经济案件的案件总量达到132万件，执行案件42万件，涉及司法拍卖的量非常大。“很多拍卖行原来是做法院的委托司法拍卖，靠这个吃饭的，突然之间一纸规定所有的司法拍卖全部网上拍卖，对业务的冲击太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一直在关注网络司法拍卖。2013年，他曾带领一个团队到浙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研。在他看来，网络司法拍卖已经形成一种潮流，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

　　“法院多年来一直受到司法拍卖中出现的种种弊端的困扰，却没有找到出路。”肖建国说，网络司法拍卖是一个创举，不仅是将司法拍卖中的腐败现象进行斩断隔绝，还把法院司法程序，尤其是执行程序的盖子揭开了。

　　在他看来，任何情况下，司法拍卖权都是由法院垄断性地行使，不能因为采用了互联网的方式就说淘宝没有拍卖权，因为行使拍卖权的仍然是法院，淘宝只是提供了平台而已。

　　“民诉法修改之后，网络司法拍卖合法性问题的争议可以画上句号了。”肖建国说。

　　今年2月，网络司法拍卖被写入《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意见提出“加大司法拍卖方式改革力度，重点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模式”。

　　在很多法院法官看来，尽管网络司法拍卖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但还不足以解答社会对此的疑问。

　　“毕竟现在最高法没有制定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具体规定。”褚红军说，现在仍然缺乏具体法律规则的支撑，这是目前困扰网络司法拍卖的最大问题。

　　不过，对这一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孙亦闽相对乐观。他告诉记者，最高法院2015年的工作要点里面有6项司法解释，其中网络拍卖司法解释是今年要完成的。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昕则表示，特别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尽快制定操作规程，解决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