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音乐与酷狗公司之间最近展开的这场诉讼战，不论孰是孰非、结局如何，最大的获益者，都将是中国的版权事业，因为已经唤起了全社会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现状的关注。

　　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受访的多位法律专家都认为，双方之间的这场讼战，站在更高的视野来看，对推动社会各界的版权意识和版权保护，具有诸多积极意义。而对于如何从根本上改观目前的在线音乐版权保护不力的局面，专家建议，无论从立法、司法还是行业协会方面，都应主动适应互联网思维，转变传统观念，在帮助权利人维权方面更给力。

　　维权成本高诉讼赔偿低问题突出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丛立先指出，从整个社会的数字版权保护来看，实际上主要是看行业主体。市场主体的维权意识高了，一是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能带动社会整体版权意识的提升。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明认为，从侵权法的角度来讲，诉前禁令制度率先在知识产权领域被立法确立下来，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施，这对其他领域的侵权，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杨明说:“特别是对于竞争激烈的互联网企业来说，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法律赋予的工具进行维权，总比大家都去做未经授权的事情要好得多。企业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一定是在考虑各种维权成本之后，作出的最理性的选择。”

　　据了解，与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相比，当前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普遍面临着维权成本高、诉讼赔偿低的突出问题。

　　阿里音乐代理律师糜志彬，最近两年曾经手多起数字音乐版权诉讼。他告诉记者，从自己两年多的实践来看，法院赔偿标准普遍偏低，现在一首歌曲的赔偿数额一般在600元至2000元之间。“这有时甚至没办法覆盖为启动诉讼所支出的费用。”

　　对此，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知名IT与知识产权律师赵占领也表示认同。不仅是音乐作品，文字作品、美术作品以及影视作品都是如此。赵占领介绍说:“据我了解，文字作品一般是每千字几十元，一部影视剧也只有两三万元。这是当下著作权维权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行著作权法规定，法院在裁定赔偿时会考虑三个标准:一是权利人的损失，二是侵权所得，三是在前两项均无法证明的情况下，法律规定的最高50万元的法定赔偿。

　　据糜志彬介绍，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在线音乐版权纠纷，多数情况下都存在取证难的问题，但法院很少按照50万元的顶格标准去判。

　　法院为何习惯这种“取向”?赵占领分析认为，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判决标准高的话，担心这种版权维权的案件会激增；二是可能会助长一些恶意诉讼。

　　权利人需要证明“自己是自己”

　　据糜志彬介绍，在当下，网络已成为音乐作品发布的重要途径，但在很多案例中，司法系统仍坚持合法出版的实体唱片，才是权属证明的充分证据，由此导致网络发布的歌曲维权困难重重，“证明自己是自己写的歌曲的所有人”十分困难。

　　对此，丛立先认为，这涉及证据规则的问题。随着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现在电子证据已经被采纳，数字音乐不论是首发在唱片还是在网络上，只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权利归属人，法律就应该予以保护。

　　丛立先说:“当然，考虑到网络首发的风险，不管是音乐作品的创作人还是公司，一定要考虑到网络首发的特点，做好相关版权保护，比如说版权登记和进行公证，将传统方法和网络手段结合起来，为日后维权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现实中，这个问题经常容易被忽视。”

　　杨明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出版发行，与传统模式已有很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一些出版管理规定已经显得滞后，这也导致有些法院不认可网络首发这种版权方式，由此造成证明困难的问题。他建议，这就需要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的修改不断跟进。

　　著作权法修订难解“判赔标准低”

　　事实上，导致近年我国网络作品盗版风盛行的原因，除了国内版权保护起步较晚、公众版权保护意识淡薄外，法律制度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近日透露，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在进行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工作。此次修订草案将提高罚款数额，以强化著作权的保护力度。

　　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处获悉，此次修订后，对权利人的法定赔偿额，有望从过去的50万元人民币，至少提高至100万元，甚至更高。而倘若法定赔偿标准真能提高到100万元甚至200万元，对于未来的网络版权保护，是否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此，赵占领认为，从立法角度讲，提高法定赔偿数额，体现出我国加大版权保护力度的一种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在法定赔偿标准内，按照比较高的标准来执行。

　　赵占领说:“比如说目前规定了最高50万元的法定赔偿，但现实中很少有超过30万元以上的。另外就是能否引入惩罚性赔偿，也值得关注。”

　　而在杨明看来，法定赔偿标准提高到100万元还是200万元并不重要，关键还是要把“实际损失的计算”落到实处，让判决更有说服力。

　　比如说，对于网络资产的评估方法体系，法官队伍在知识结构上要加强，要能够了解、接纳这些，比如对在线音乐的价值评估，因为侵权降低了多少，法院要接受互联网时代的评估方法，然后根据侵权性质或者严重程度，在法定赔偿标准范围内，进行相应的调整，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判决要有说服力。

　　丛立先也认为，此次著作权法修订对法定赔偿额的调整，对数字音乐版权意义不大。“因为弹性空间太大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声音，就是不仅要规定上限，而且也要规定一个下限。”

　　丛立先强调:“所以要解决数字音乐的赔偿额过低的问题，不是单靠修订一部著作权法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靠司法机关给出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意见，明确一个判罚标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据介绍，在各类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著作权通常被视为一种“小权利”，这也导致法院在最后判赔时，通常判赔标准比较低，数字音乐版权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丛立先指出:“而越是优秀的音乐作品，创作越不容易，需要付出大量心血，如果侵权赔偿标准过低的话，势必会影响到权利人维权的积极性，继而导致创新乏力。”

　　行业协会集体组织应发挥作用

　　据国际唱片业协会中国区首席代表郭彪介绍，在由新技术引发的各类盗版中，唱片产业是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而对此形势，当前应对措施始终滞后于技术发展，全球范围内盗版问题依然难解。

　　为何在线音乐盗版形势如此严峻?丛立先分析称，这是由于音乐的特殊属性决定的，因为音乐作品最容易传播、传唱，而网络又具有便捷和分享的特性，这就导致世界范围内，对网络上的这种免费产品，有着天然的需求力。尤其是在免费文化盛行的中国社会，这方面的问题就更为凸显。

　　丛立先认为，要想彻底扭转这种局面，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认为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是规范行业内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遏制不正当竞争；二是相关行业协会和集体管理组织，要发挥应有作用。

　　他指出，目前来看，这些行业组织跟市场经济的匹配度还明显不够，现在互联网产业发展很快、规模很大，因此相关行业协会和集体管理组织，也要摆脱陈旧落后的组织模式，通过规范管理，不断提升公信力，成为能够赢得权利人信任的组织，帮助他们维权。

　　杨明则认为:“要想从根本解决当下的困境，还是要解决诚信问题。根本原因还是诚信缺失，对侵权者来说，几乎没有成本。只有当人们发现没有信用，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时，自然就不会再去做侵权违法的事情了。所以，可能只有诚信体系完善起来以后，我们的版权保护才会有根本性的改观。”

　　本报北京7月6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