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在中国互联网大潮下，一向高高在上，目前又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开始向科技公司“取经”。效率低下、利润下滑的国有企业给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拖累，希望通过引进互联网思维与渠道来提高效率，并称中国互联网在提携国企，在教恐龙起舞。

　　那么，中国互联网是否真能提携国企呢？

　　日前， 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公司都已经与相关国有企业达成了合作。比如日前阿里旗下风险投资部门将向中国五矿集团旗下五矿发展公司的电商部门投资3亿元，五矿将阿里淘宝平台作为一个初期钢铁销售网站的模型。

　　另外，去年中石油与腾讯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同样去年，湖南中石油也与天猫宣布了合作，双方将整合资源，启动“互联网+能源”的全新服务平台，开启移动支付的新服务模式。去年底，邮政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阿里和腾讯双双进入。百度早前也宣布与中信银行合作建立了百信银行，利用百度的位置和行为数据来协助评估客户的信用和欺诈风险等。

　　而中国石化在互联网+的路上也没闲着，上周推出了电商平台“易派客”，为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供应商与制造商牵线搭桥，中国石化在大数据分析和存储等云计算功能上获得了阿里的帮助。南方电网目前也在互联网+的道路上一路迈进，表示将利用新型售电服务技术支撑客户服务水平，进一步研究与阿里巴巴、腾讯等知名电商合作卖电，建立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售电营销模式。国企为何纷纷抱上互联网巨头的大腿？

　　之所以国企开始抱上互联网巨头的大腿，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下滑需要止血，根据去年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1至11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20424.7亿元，同比下降9.5%。国企利润连续下滑，除了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的不利影响，还有国企体制机制不尽合理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都急需新的模式与方式来寻求业务的营收突破。

　　在看到BAT等平台改变了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效应之后，国有企业开始对互联网从轻视到重试，希望借助互联网模式来止血。

　　一方面是缘于近年来在“互联网+”概念的推动下，搭上互联网+的快车传统企业可能迅速推动股价上涨。比如有业内人士谈到，只要家电大佬发布一款互联网新品就可以推动股价涨停。事实上，各行各业，只要跟互联网+这个概念沾了一点边，股价就开始上涨。

　　因为资本市场青睐会讲故事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互联网+会带来许多的题材，包括资本运作、并购重组，基因突变与互联网渠道用户带来的品牌影响力的渗透、互联网思维等各种故事，好的故事带来的资本的关注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股价的飙涨。互联网巨头将触角延伸至传统行业，谋求影响力与资本

　　国企谋求与BTA合作，而BAT也求之不得，对于BAT来说，目前需要进一步向传统行业渗透，触角不断延伸来谋求线下掌控力与资本的青睐，也需要拓展平台、大数据分析等云计算技术的覆盖面，创造新收入。

　　总的来说，平台模式是依赖规模制胜，平台吸纳的企业或商家的规模越大，连带而来的用户就越多，平台增长的想象空间就越大，一般来说，企业入驻也加速推动平台的规模与商业模式的稳定运转。这使得互联网巨头搭建的平台，可以坐地生金，并且其速度远超想象，延缓自身的衰老进程。

　　但与此同时，BAT通过这种合作让国企知道，他们的平台与技术可以协助其完成效率的提升与体制的优化以及成本的降低。

　　比如种线上电子商务的发展，显然是得益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大量基础设施、传统产业在渠道方面与地域方面发展不成熟，线下的营商环境不佳。而税收、行政性成本、土地高租金让中小型创业一开始担负了较大的成本，所以，线下商家为减少成本搬到线上，通过支付平台佣金，即可规避了线下的高成本，也为自身品牌营销创造一种指数级增长的可能性，比如在天猫或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开店的较大卖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因地价上涨而导致的高额租金。

　　另外，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可以作为科技公司测试新技术的实验室。比如我们看到，广州交通局就使用阿里云计算技术建立交通数据平台监测交通，检查司机的安全驾驶记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技公司可以推动国有企业的技术变革。

　　很显然，国有企业需要互联网公司的带动下来输入一些全新的观念与商业运营模式，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带动商品销售销量的提升，但这种变革则非常脆弱，虽然科技公司给国企带来了全新的平台与技术，优化了工作链条，但互联网公司也无法将其本质的产品思维、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运作模式完全输入到国企。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体制的转变，这是核心难题

　　我们知道，在许多传统国企，一个通病就是技术创新与升级意愿不强，对市场变化无法做出灵活反应。所以，一旦经济遭遇周期下行或者新的经济模式的切入，国有企业过高的人工成本以及过低技术竞争力的劣势就会立刻显现。因此有人谈到，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也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但问题是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体制的转变，国有企业僵化的体制却是转型与变革的难题。

　　比如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案例，中移动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遭受到微信等OTT业务对其短信业务的冲击与蚕食，在当时，整个运营商行业一直喊着去电信化，在2014年的时候，中移动开始想着要搞融合通信，将手机原有通话、消息、通信录的融合挑战微信。融合通信也可看做是中移动为避免“管道化”的一种反击，当时业内在谈论中移动能否颠覆微信，尽管当时中移动做出融合通信决策的时间点已经有点晚了，但人们却想看看这场竞争究竟会如何开打。

　　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2年又过去了，微信已经更新到了6.3，估值几乎已是腾讯的一半市值，中移动融合通信始终却没有推出商用，至今毫无进展，所以我们看到，国企改革的难题一直是体制本身，它并不是面向市场与用户的体制与商业模式，而是资源导向性模式，庞大的决策层与孱弱的执行层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它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企业对市场的反应和快速应变能力，影响到生产效益、考核机制、经营理念与商业模式。

　　这里的体制又与国企的商业模式相关，国企的商业模式几乎都是资源导向的，而互联网企业的模式，则是用户体验导向。一方面，互联网讲究快速迭代，讲究商业模式与产品的创新，更多的是求变，而国企却快不起来。国企流程复杂，决策缓慢，国企的性质决定它们属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更多的是求稳。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的管理结构是扁平化，上下级关系并没有过于僵化，沟通相对平等，因为必须用业绩博得投资人与股东的欢心，所以其价值观必须是用户至上向结果与实效负责，而而国企的管理结构是从上至下的金字塔结构，每一级都必须向领导负责，最高领导人一换，所有的资源导向与政策则可能再次变更，不具备政策上的连续性，这也是执行力低下与经营实效不足的根源之一。

　　所以，即便是搭上互联网快车，与互联网巨头共建平台，但其导向模式与管理模式不变就解决不了本质问题。互联网平台对国企来说是全新的渠道，但渠道与需求是否匹配则是另一回事

　　另外，尽管互联网平台对国企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渠道，但渠道与需求是否匹配则是另一回事，国企卡位的基本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电信、矿业、石油电力、金融、电力、交通等工业化的领域，国企面临的市场未必全是消费者市场，而许多都是面对企业级市场与企业客户，比如我们看到，天猫与湖南中石油、腾讯与中石油建立的平台模式，比如五矿将阿里淘宝平台作为一个初期钢铁销售网站的平台。

　　很难说这能实现用户与需求的对接，中石油的客户更多是企业侧，而腾讯的用户更多是消费级个人用户市场，它们是需求与买方错位的渠道关系，即便阿里也有B端企业资源，但可能对于这种体量的国企来说，依然难以解决其市场与利润的难题。

　　但国企也需要想象空间，搭上互联网快车可以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今年是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需要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而与互联网的结合，似乎都与这些战略目标息息相关。中国互联网提携不了国企，国企只能自救

　　因为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互联网是一种改造生产销售方式、降低成本、去库存的工具，是一种更好对接用户的渠道，但本质上改善不了其企业的基因。嫁接了互联网巨头的渠道与平台，但本质上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与互联网巨头共建平台只是多了线上渠道。

　　有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和新的技术，但触及不到国企的体制，比如我们看五矿与阿里的合作，五矿有线下体系、有资金实力，阿里有互联网基因、平台运营能力和B 端企业资源，貌似短板互补，其实却可能由于思维模式、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的不同，业务合作、磨合上会产生诸多问题，五矿也移植不了阿里的基因与商业模式，而一旦合作中止，就会迅速回到原点。

　　如果传统国企过度将自身互联网化甚至将自身变成互联网公司，也有可能将自身原本基因与优势掩盖掉而在竞争中溃败。国有企业借助互联网巨头的平台并不能互联网化其业务，因为国企在根源上需要改善其僵化的文化、机制与思维，互联网不是一味万能的神药。以为只要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就能破除自身短板与病症，这更多是一种臆想。

　　病症从哪里来，还是要回到原点来开药方。体制病症是本，与互联网企业展开合作对国企而言只是一种外在技术与渠道的辅助作用，创口贴显然治不了内出血，洋务运动也成不了明治维新。长期以来，许多国企其产品架构处于既有体制的利益保护下，而面临新兴产业的冲击，新的体系却并未建立，在新兴经济模式下显得无所适从。

　　因此，本质上国企需要从体制的源头入手，改善其本身的经营模式与管理架构，改善国有资本长期运营效率的考核机制，从生产供给端入进行产业调整与商业模式变更，继而来改善自身的业务模式。中国互联网提携不了国企，国企只能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