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快的打车作为打车软件出现以来，已经在中国出租车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待到进入专车市场，则更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触动了出租车市场的改革。但是，遗憾的是，基于中国的国情，正规的法制、政策制定程序对市场与社会的变化响应非常迟缓，甚至被有意识的抑制，因此，很多市场与社会的新兴变化，处于长时间的灰色状态之中。1978年小岗村村民签下的生死状，过了4年之后，才得到正式的认可，况且，现在回过头看，当年可谓一个激进的改革年代。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总理不断强调简政放权的时代;这毕竟是一个总理召集多部委共聚一堂，倾听企业家烦恼的时代;这毕竟是一个市场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很多利于老百姓的创新是不可抑制的，令人高兴的变化已经发生。

　　5月18日下午，上海市交通委、滴滴快的和部分出租汽车企业代表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

　　新闻通气会上，上海交通委宣布“上海出租汽车信息服务平台”将于6月1日正式上线运营。平台上线初期重点将聚焦顶灯出租车的管理。对于社会舆论关注的约租车，即俗称的“专车”业务，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明确表示，平台未来也将覆盖约租车市场，目前交通委已与滴滴快的联合成立专门工作组，预计将用1至2个月的时间，初步形成上海约租车的试点方案，并上报交通部。行业人士指出，上海交通委与滴滴快的联合制定专车试点方案，意味着一直以来处于灰色地带的专车业务，将被上海政府部门认可，“洗白”将指日可待。

　　作为国内最大的移动出行平台，滴滴快的在上海首次获得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可与合作并不偶然。

　　首要的因素，正如孙建平对外界的表示，从现状来看，市民对于约租车服务确有一定需求。目前上海市内的顶灯出租车，在高峰时段确实无法满足市民的用车需求，约租车的出现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同时，相比传统出租车，约租车在服务方面也能够满足乘客更加个性化需求。因此，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主管部门的态度是鼓励与支持的。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城市管理最好的城市。海派的文化与更多的市场氛围，乃至上海人更精细的性格，都使上海这个城市更尊重市场，更尊重契约。当然榆，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滴滴快的，更深谙中国的国情，即使作为搅局者，与Uber的美国基因所带来的激进、挑战姿态，对司机准入管理、乘客安全保障、政策法规冲突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不同，滴滴快的不但尽力用劳务派遣的方式规避法律风险，而且，也是一直保持着与政府的合作姿态。

　　这种合作的姿态不仅体现在与政府的关系上，滴滴快的在对乘客的安全性上，也做了出努力。滴滴专车、一号专车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合作达成责任人责任险合作框架，成立一亿元的乘客“先行赔付”基金，对使用专车服务的乘客在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保险事故，乘客可直接向滴滴和一号专车方面发起赔付申请，最高一订单赔付额度可达50万元，一年不限次数。滴滴专车还与中国人寿合作设立了保险基金，最高赔付金额为100万元，与座位险并行赔付。

　　政府选择和滴滴一起来推动专车合法化，说明滴滴专车已经获得了政府的认可。某种意义上看，此次上海出现的积极变化，与中国三十年改革历程中国的多次改革一样，仍然是一次边缘改革式的进步。

　　在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科斯提出了边缘改革的概念。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的推动。一直以来，自下而上的“边缘改革”，从来都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滴滴快的的搅局，都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简政放权，不光在于由上而下的改革意愿，更在于由下而上的权利生长。所谓的边缘改革，换个角度，就是尊重市场的首创精神，更多的倾听民间的呼声，让有利于百姓生活，社会福利的创新从灰色变为合法，公平的参与到市场竞争，有力的促进中国交通行业的变革，并且，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向国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