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一处废弃的厂房内，存放着王自新多年来收集的300多吨、2000余万节废电池。

　　

　　

修表师傅明文友为三年来收集的上万粒废纽扣电池无法处理而发愁。

　　

　　

0月25日，丰台区举行再生资源回收宣传活动，回收了约两公斤废电池。

　　

　　

新京报制图/高俊夫

　　“收集废电池”，这个曾经影响广泛的环保行动，正在陷入尴尬的境地。

　　10月25日上午，“丰台区2015年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宣传活动”在方庄进行，现场集中回收了约两公斤废电池。很多响应这一环保号召的市民也在疑惑，那些集中回收的废电池都去哪里了？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直至目前，北京市仍未建立完整的废电池收集和处理体系，填埋场成为了大量集中回收废电池的最终归宿。就此环保部门曾作出说明：家用电池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技术要求，可随日常生活垃圾分散投放，无需集中统一回收。

　　通过进一步调查记者了解到，用量庞大、仍会污染环境，或是可以回收利用的纽扣电池、可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等，也随着“不需要回收”成为生活垃圾。

　　围绕废电池是否回收，各方争议不断。“有所区分的去进行回收，会让公众无所适从”，多位专家表示，所有废电池都有一定的环境风险，普通公众根本无法知晓手头的废电池，是否为含汞、镉的“危险”电池。而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即便危险程度不高的电池，也可再生利用，如果仅被作为日常生活垃圾丢弃，无疑是资源浪费。

　　“砸”在手里的废电池

　　大量废电池存留社区或个人处理，寻找“下家”成难题

　　丰台区三环新城超市发超市，不到3平方米的钟表修理柜台，50岁的修表师傅明文友戴着老花镜忙活着，身后的柜子里，“收藏”了他近3年来收集的“宝贝”——上万粒纽扣电池。

　　电池的数量还在以每天20至30粒的速度增长，它们来自明文友的顾客们送来的手表、计算器、遥控器等。

　　“纽扣电池有污染的，不能随便扔”，明文友清晰记得曾看到的宣传标语：“一粒纽扣电池可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

　　但眼下让明文友头痛的是，他不知道总重量已达十余公斤的电池送到哪里。3年中，为让这些电池出手，他找过保洁员、环卫工，堵过回收车辆，希望对方能回收处理，但均被拒绝。

　　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那些曾经积极开展过废电池回收的社区。

　　2000年，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曾编写《绿色社区手册》中，是否在小区内设置废电池回收箱实际已成为评选“优秀小区”、“绿色社区”的一个指标。在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废电池作为危险废物，也被明确要求分类收集。

　　在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苑北里，该小区12栋居民楼一层，均设置有废电池回收箱。在10号楼和11号楼，挂在墙上容量约10升的废电池回收箱里，已填满的废电池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在其中的一个废电池箱，溢出的近百粒废电池，只能被“转移”到一旁的报刊取阅箱顶上。

　　“可以先把废电池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再联系街道办看怎么处理”，对于回收箱里“成灾”的废电池，安苑北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其实街道办也没有答案。“我也在疑问家里的废电池怎么处理呢？”记者以居民身份前往亚运村街道办事处社区建设办公室，咨询收集废电池的处理问题，该办公室工作人员徐来(音)表示，他们也是要联系外面的回收公司，“但还要看哪家愿意收才成”。

　　北京市多家废品收购站老板表示，他们所回收的废电池仅限于铅酸电池，主要是汽车蓄电池和电瓶车里的电瓶。

　　从回收箱到填埋场

　　废电池回收十余年历程曲折，如今成垃圾填埋或焚烧

　　对比眼下的情况，从事废电池回收的北京人王自新觉得，2000年左右是这个行业“最好的时光”。

　　当年6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8个城市，被确定为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环保风随后刮起，废电池回收也逐渐被重视起来。“连马路边的垃圾箱，除了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外，中间还专门给废电池留了位置”。

　　这让王自新看到了机会。他认为无论从环保、资源再生，还是从经济效益考虑，废电池回收都大有可为。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明确指出，在含汞、镉的电池被淘汰之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应建立分类收集、贮存、处理设施，对废电池进行有效的管理；提倡废电池的分类收集，避免含汞、镉废电池混入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对已产生的废电池，具备经济技术条件的，优先考虑其资源再利用。

　　也就在这一年，王自新与亲友筹资300多万元，在河北易县成立了北京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中心，这也是全国首家年处理能力达到3000吨的废旧电池再生处理厂。

　　政府也展开了相应行动，早在1998年，北京环卫部门就拥有了专门的电池回收车，负责对废电池进行收集和清运，市民或单位攒足30公斤的废电池可进行免费上门回收，这些废电池最后被送到大兴区安定填埋场的废电池库贮存。

　　然而，这“最好的时光”不到两年，便因一系列政策变化戛然而止。

　　2003年10月，国家环保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将废电池集中回收重点确定为锂离子等可充电电池和纽扣电池，不鼓励集中收集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要求的废电池。而随着国家《关于限制电池产品汞含量的规定》的实施，市面上出现的电池大多数实现低汞或无汞化。

　　2008年，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共同发布《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显示，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镍镉电池和氧化汞电池以及电子类危险废物等，可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这让废电池回收陷入低谷。昌平区回龙观镇金榜园社区的物业总经理曲屹松透露，长期以来，该小区内废电池都是随生活垃圾一起，由垃圾中转站集中收集，最后送到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记者随后在本市多个小区了解到，废电池也都是混入生活垃圾处理，不再进行分类。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处主任科员吕江涛证实，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有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式。“废电池随生活垃圾处理，不太可能是堆肥，最终的处理方式是填埋和焚烧。”

　　论战“收与不收”

　　废电池回收政策引争议，“不鼓励集中回收”被质疑

　　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围绕废电池是否回收，应该怎么回收，争议不断。

　　“只单独回收某一种类电池，还不如全部回收”，长期关注环境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毛达认为，这些废电池分类回收的政策，让公众无所适从。

　　毛达更倾向于废电池不分种类、全部集中回收。他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所有废电池都有一定的环境风险；其次，电池中的再生资源可回收利用；最后是欧盟国家曾经尝试过只单独回收含汞、镉电池，“但他们发现这种做法效率并不高，还不如全都回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聂永丰，则对不回收达到环保标准的废电池持支持态度，但这又让他产生新的担心。“现在的情况是，统统回收成本太高，但要求是有的回收有的不回收，最后又变成统统都不回收了”。

　　聂永丰认为，市场上目前已很少能见到含汞、镉电池，但以手机常用的锂电池为代表的可充电电池数量激增，这种可回收利用的电池，如果也随生活垃圾丢弃，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他建议，至少目前电池行业可以做好销售环节的标记工作，标明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回收的各个环节也要紧密衔接。“要让市民都明白，而不是简单地摆个回收箱，什么电池都往里装”。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曹国庆则认为，目前广泛使用的类型多样的锂电池，会严重破坏环境。反观碱性锌锰电池等家庭常用电池，大多已经达到无汞要求，从环保的角度讲，确实没有必要回收，“此类电池中的汞含量仅为百万分之一，比土壤中的汞含量还小”，但他承认，就资源回收利用而言，废电池仍然可以集中收集。

　　围绕废电池是否回收，争议在2012年达到一个高潮。2012年1月30日，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其微博中对废电池处理问题做出说明：日常生活产生的废镍镉、氧化汞电池不按危险废物管理，可分散与生活垃圾一并处理，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现行条件不鼓励集中收集处理。

　　当年3月18日，杜少中组织了一场有关废电池问题的民间研讨会，与会人员包括高校、研究院的学者和北京市环保局的官员。

　　在这次研讨会上，毛达向电池分类回收“开火”。他指出，国家并没有认定生活中使用的电池都已经无汞化和无镉化，废电池中仍有相当的一部分属于危险废弃物，2001年《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提倡的废电池收集，应继续有效。

　　谁来“终结”废电池？

　　相关部门态度各异；废电池处理难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北京市，废电池回收涉及发改委、经信委、商委、环保局和市政市容委五个部门。他们对于废旧电池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

　　“废电池回收这块现在还不方便说，因为没有太好的处理办法”，对于废电池回收，北京环卫集团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王东坡表示，回收还会继续进行，等达到一定量再做集中处理。

　　事实上，从2002年起，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便委托北京市二清环卫集团公司开展废旧电池回收工作，至2011年底一共收了1298.99吨。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公开的信息显示，其间曾有300吨废电池被运往天津，进行无害化集中处理，处理费用42余万，处理综合成本每吨约1800余元。

　　2014年，北京市政府又将安定填埋场电池库中储存的1300吨废电池，送往天津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安定填埋场的电池库，已被当做其他仓库使用。

　　“到我们这里就只能给它埋了，因为没有这个处理的能力”,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宣传处处长王清文认为，废电池不属于纯生活垃圾，应该鼓励厂家回收。“工信部门和商委要对厂家的生产和销售有约束，废电池应该是厂家来回收。”

　　对此，曹国庆表示，目前只有铅酸电池(汽车蓄电池、电瓶)有厂家自建的废电池回收系统，其他类型的电池没有。

　　新京报记者还分别致电南孚、劲量、双鹿、超霸四个电池厂家，除劲量外的三厂家均表示所生产的电池不用回收，可随生活垃圾一同处理。劲量电池工作人员则称“只有几个人在负责销售，不了解情况”。

　　“如果集中收集起来就属于危险废弃物，属于环保局那边管。”吕江涛说，生活垃圾处理的末端，主要是回收可再生资源，并不涉及环境保护，市政市容委和市环保局两部门，之前还就废电池回收的问题，分别向市政府作了汇报。

　　“废电池回收是市政市容委在做，你去问问他们”，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工作人员杜昊回应。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虽然他们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工作，但是该工作责任主体是在发改委。

　　北京市发改委宣传处工作人员称，单就废电池回收工作，主要工作还是在商委，“电池回收箱布点工作都是他们在做，我们发改委主要负责部门间的协调，政策的推进和落实，没有具体工作。”

　　“保留一份希望”

　　八旬老人的“半月之约”；民间志愿者坚持收集废电池

　　今年10月19日，86岁的沈云师老人，成为了《北京日报》“北京榜样”栏目人物。

　　2000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退休干部沈云师了解到，被随意丢弃的5号电池，可造成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所含有害物质对人身健康造成危害极大。他连夜赶制十多个废旧电池回收箱，固定在学校宿舍楼和家属楼外，并决定当一名“废旧电池回收”志愿者。此后，他每半月都集中收集一次废旧电池，送到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

　　15年来，沈云师收集的废旧电池数以吨计。“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干下去”，目前，沈云师仍然坚持着他的“半月之约”，然而如何处理这些电池又成难题。

　　“已经不收了，没有这个业务。”10月26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沈云师老人所收集的电池，基本上都交给了王自新。

　　9月14日，首都之窗网站介绍了由首都环境建设志愿服务总队发起，在西城区开展的“发现电池箱”环境建设志愿服务，截至9月15日前，分布在全区各社区的所有环境志愿者都可用相机、手机等拍照工具，对遗落在社会单位、小区、校园等公共场所的各式废电池回收箱进行拍照，参与活动。

　　但是在活动结束后，西城区除把发现的废电池箱录入废电池回收网外，还得协调具有资质的相关机构后期进行回收。

　　2010年，首都文明办在全市范围内评选“对环保有贡献的人物”，市政市容委将该单位的唯一一个推荐名额给到了王自新。虽然他的电池处理厂，早已因缺乏成熟技术所导致的污染而被迫关闭。

　　10月25日上午，北京环卫集团下属企业北京京环城市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王自新的北京东华鑫馨废旧电池回收中心，在丰台区方庄组织“丰台区2015年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宣传活动”，现场共收集了约两公斤废电池。

　　“坚持到现在，只是保留一份希望”，王自新一直坚持着他的废电池回收事业，还自费在大兴区魏善庄租用废弃厂房，作为贮存电池的仓库。

　　王自新的仓库里，目前存放的废电池已有300多吨、2000多万节。王自新估算，仅去年一年，他回收废电池50多吨，约占北京市去年废电池总量的1%。

　　链接

　　他们是怎么处理废电池的

　　欧盟：电池生产者支付废旧电池的收集、处理和循环利用产生的净成本。

　　美国、韩国：企业废旧电池处理技术成熟，政府进行可资源化处理。

　　日本：废旧电池单独收集，作为不可燃垃圾安全处置。

　　中国台湾：废旧电池运送到韩国等国家进行处理。

　　A10-A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鹏 实习生 刘思维

　　A10-A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卢淑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