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

　　15岁就当兵，从军17年，不到30岁成为团职干部；转业到地方政府，很快做到办公室主任；1988年辞官经商，在大连率先从事旧城改造，走上创业之路。1993年起担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2013年，成为中国首富。

　　作为小平南巡前夕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是无数创业者心目中的导师，他“到了黄河心不死，撞了南墙也回头”的创业精神激励了一批批创业者。11月9日，61岁的王健林在北京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对于创业，王健林认为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求新，做别人想不到的、做不好的、没有做的事情。谈及当下的创业风潮，王健林对“烧钱模式”、“O2O补贴大战”提出质疑，认为如果找不到盈利模式，完全靠烧钱，肯定活不成。

　　说创业

　　早期创业要“敢闯敢试”

　　只有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事，才能获得超额利润。

　　新京报：从团职干部到地方官员，1988年你仕途正好，为何辞官经商？

　　王健林：从军人到公务员，是因为当时百万大裁军，小平同志讲，军队要忍耐。从历史长河来看，忍耐10年不算啥，但对个人来讲，时间就长了。于是我转业去政府部门，一两年后，看到很多同事下海。那时政策宽容，允许我们停薪留职5年，我就想，这么好的政策都不去试吗？给自己5年试验期，不行再回来。那时的初心，实事求是讲，就是获得更多财富，让家人生活得更好。赚钱为自己，就是初心。

　　新京报：你料想到能这么成功吗？

　　王健林：完全没料到。初期做生意，哪敢设想这么大？注册资金都是借别人的。最初做生意时的理想，就是奋斗到拥有一栋楼，起码可以出租，吃喝不愁。

　　新京报：创业顺利吗，遇到哪些困难？

　　王健林：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创业难关，就是借钱。创业初期曾找十几家银行没一家愿意贷款。第二个难关是拿不到项目。当时大陆还是“计划经济”，拿项目得有“计划指标”，我一遍遍找当时的市领导批地，市领导被我找烦了，出了一个题目：“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的北侧那块地给你”。

　　那块地是老城区，改造成本算下来1200块钱一平米，当时大连最好的房子只能卖到一千零几十块。我们就搞了几条创新：第一，当时大陆的房子没有明厅，我们做一个明厅；第二，每户都配了卫生间，还把木头窗换成了铝合金窗，再加一扇防盗门。房子推出来均价1580元每平米。1000多套房子一个月一扫光。这一单我们赚到近1000万元，掘到第一桶金。并且找到了一个盈利的模式——旧城改造很有钱赚，别人不敢干，我敢，于是在大连就搞开了。

　　新京报：你认为创业初期最重要是什么？

　　王健林：第一，“敢闯敢试”。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有梦想，有目标，敢去做。第二，创新求变，凡是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获得的肯定是平均利润率；只有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事，才能获得超额利润。第三，坚持到底。过去讲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不一样，我到了黄河心也不死，我可能搭一个桥我就过去了；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我找个梯子我就爬过去了。

　　说转型

　　万达电商将来不卖货

　　万达三分之二的利润和收入将来源于服务业，彻底抛弃原来最赚钱的模式。

　　新京报：后来万达开始“去房地产化”，开始做院线，又开始做电商。你曾说要创办一个区别于淘宝和京东的互联网电商网站。现在进展如何？给自己打几分？

　　王健林：80分吧，经过了左突右突，现在找到大家公认的解决方向。将来我们公司主要是卖钱，不是卖货，卖理财产品，和银行机构合作等。我们明年三月底要完成技术研发，六月底完成商业模式试验。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过去几年万达在电商方面走了一些弯路，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王健林：最大的失误是在一开始把公司定义在电子商务上，起名字有问题，还是想卖东西。腾讯、阿里最初都不是这个模式，都是不断摸索出来的。我们花两年或五年把这个模式找准了，让投资者看到我们有投资价值愿意进来，就相当不错了。明年这个模式形成了，就会有人投进来。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退休？万达未来的版图会是什么样子？

　　王健林：我现在没有放手，原因就是万达在进行第四次转型。这次转型我判断大概在2018年会基本完成。万达下面的影视制作发行、体育公司、网络金融等等，全部都上市。万达三分之二的利润和收入将来源于服务业。这个转型对万达来说是最深刻也最有挑战的一次，彻底抛弃原来最赚钱的模式。到2018年，万达一定是世界一流品牌。

　　新京报：从哪个维度看会是世界一流？

　　王健林：两个维度：资产价值和市场价值。

　　说模式

　　烧钱做流量的想法完全错误

　　餐饮O2O烧钱一停止客户就跑了。票房网站全得死，因为没找到盈利模式，就是靠补贴。

　　新京报：现在做电商的创业者，都觉得只要有流量，挣钱不是问题。你怎么看？

　　王健林：这是只有中国电商才有的错误思维。所谓的烧钱模式，一定要先把流量做起来。这个想法完全错误，违背了商业规律。商业的铁律就是盈利才能支撑持久。中国最早成功的几个电商都是烧钱模式，似乎颠覆了这个铁律，大家就认为中国电商一定是要烧钱。错，如果不找到盈利模式，完全靠烧钱，肯定活不成。

　　新京报：可现在各种O2O，烧钱补贴，大行其道。

　　王健林：现在所谓的餐饮O2O，我不看好，这是假流量，只要烧钱一停止客户马上就跑了。而且流量转化率对电商就是一个难题，如何把粉丝转化为商业，现在电子商务还没有突破这个难题。

　　新京报：但京东的电商业务已经是赚钱了。

　　王健林：可以准确分析（一下），到多少流量会产生盈利，是一个平衡点，再去烧钱，烧到这个点实现盈利，这是可以的。我也不看好票房网站，全得死，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找到盈利模式，就是靠补贴。而且这个模式依赖久了以后，消费者就会认为没补贴就不用，长期来讲对中国的电影市场也是一种伤害。如果补贴不能维持，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增长的假象迟早会被戳穿。

　　新京报：所以周鸿祎说，现在是投资人拿钱补贴北上广人民的生活。

　　王健林：不光是北上广，全国都是这样。这些网站都是20-25元钱批发（电影票）过去，然后通通9块9卖出。

　　说未来

　　娱乐体育旅游一定会产生巨头

　　体育要和互联网结合，要用互联网营销，但本质核心还是体育，不是互联网。影视、旅游也是这样。

　　新京报：你在哈佛演讲时说，中国的娱乐、体育、旅游三个领域大有机会。这三个领域里，有可能诞生互联网巨头公司吗？

　　王健林：一定会产生巨头，但很难说是不是互联网巨头。体育要和互联网结合，要用互联网营销，但本质核心还是体育，不是互联网。影视、旅游也是这样。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互联网，那就错了。

　　新京报：很多人说现在是创业最好的时代，对没有背景的创业者而言，现在是最好的时代吗？

　　王健林：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现在互联网里有BAT，民营企业里有万达、万科这些巨头，反过来创业者也就没有以前那么好发展了。

　　其实最好的时代是92时代（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出现的创业潮），除了国有企业，什么巨头都没有。基本干什么都行，基本没有竞争对手，所以一下子出来一堆企业。现在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最好的时代吗，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我觉得要辩证地看。

　　新京报：BAT和万达都在做并购，创业公司如何避免和巨头碰撞？

　　王健林：在海外的创业者，有90%最后是把公司卖掉了，这也是一种成功。不要以为创业成功就是一直坚守，把它做到BAT，做到万达，那是梦想。美国有个动漫英雄自己创立了一个动漫公司，做得非常好，迪斯尼把它买下来了，现在就是靠他的动漫形象盈利。

　　记者：万达在海外有很多收购，目前为止回报多少？

　　王健林：海外上市一个AMC，体育公司我们自己判断2017年初上市，影视也会在2016年获得IPO或者私募。

　　说素质

　　创业者最重要品质是求新

　　到美国学个新玩法，回国改动一点，搭个东西也可能很快会成功，但这不是创业的本质。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样的人创业最容易成功？

　　王健林：最好能做到人无我有，做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还没有做的、做得不太成功的，这就是创新。创业者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出新。如果别人都在做，那创业者就比较困难了。

　　新京报：有人说在中国创业执行力最重要。

　　王健林：错了。互联网可以这么做，但很多行业不能这么做。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求新。当然到美国学个新玩法，回国改动一点，搭个东西也可能很快会成功，但我觉得这不是创业的本质。中国未来想要强大，关键在于创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模仿。

　　新京报：那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王健林：不管商业模式怎么变，科技怎么进步，企业家的精神永远不变，就两个字：创新。苹果为什么那么伟大，就是在不断变化，最早的智能手机就是苹果研发的。大家没想到手机开发了这么多功能，把PC都快干掉了。但苹果能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也未见得。

　　新京报：有一次在与马化腾、李彦宏、马云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你把自己比喻成吴用，为什么？

　　王健林：那是媒体编的。中国的历史人物没什么可比性。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千年都是重农抑商，我们财富观、价值观是有一定问题的。中国的商业历史是有断层的，不是连续的。我希望中国能逐渐出一批让世界都能敬仰，记得住的企业家。中国的商业思想也能影响世界的时候，中国也就真的成功了。

　　记者：你最希望别人怎么评价你？

　　王健林：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