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不仅对现代制造、电子商务、金融行业等经济部门将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在社会治理领域催生新的变革，打破长期以来制约社会创新的藩篱，激发社会新活力。

　　社会组织数量的多寡，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高低和社会治理结构优劣的参考标准。在过去双重管理的体制下，任何机构、团体或个人要想在内地成立社会组织，既要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来“挂靠”，又要得到登记管理机关（通常是民政部门）的批准。颇高的登记注册门槛，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截至2012年底，内地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仅3.7个，该水平仅相当于新加坡的1/4、香港的1/8、美国的1/17、日本的1/26。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提出，启动实施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试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体制束缚的松动带来社会组织数量的加速增长，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地社会组织总量增加了10万多个，2014年底首次突破60万个。然而，每万人拥有4.4个社会组织的水平，仍然只是新加坡的1/3、香港的1/6、美国的1/14、日本的1/22。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社会组织提供了线上大规模孕育和超常规成长的历史机遇。2014年底，腾讯微信用户已达到5亿个。如果平均每两个用户中有一个加入微信群、群平均成员规模为200个，简单匡算，作为无需登记的线上社会组织的微信群共有125万个——这一规模是线下实际登记社会组织总量的2倍多。同期，腾讯QQ月活跃账户超过8亿个，按照相同的匡算方法估计，QQ群超过200万个。仅腾讯一家公司的两个APP平台，就孵化形成了总量相当于线下5至6倍的线上社会组织。

　　如果线上社会组织的功能只是停留在互联网上的沟通，那么它们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对社会治理的作用也是间接的。不过，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线上社会组织绝不满足仅仅充当赛博空间上的虚拟组织，而是与线下活动紧密互动，正在成为对实际行为、生活方式乃至成员命运施以直接影响的重要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跑步群”，既在线上交流跑步技术和经验，又在线下实际组织形式多样的跑步活动。线上的倡议很容易转化为线下的行动，线下出现的情景和发生的故事则更容易转化为线上的各种“晒”和“八卦”，有时二者甚至是没有“时差”的。

　　很多看上去十分松散的线上社会组织，实际上已经具备在关键时刻发挥紧急动员作用的能力。笔者所在的一个大学校友微信群，近期曾经迅速行动，帮助孩子罹患罕见并发症的一位校友，在海外找到并空运回救命的特效药。从患儿父亲发微信求助到药品运抵首都机场，用时还不到22个小时。

　　线上社会组织发起的众筹活动方兴未艾，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的P2P扶贫、P2P慈善、P2P志愿服务等，也正在蓬勃发展。包括教育、卫生、养老等在内的社会服务，既是公共服务的核心表征，也是社会活力从市场化、产业化视角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内地社会服务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也存在着资本进入不足、进而导致总量规模偏小的突出问题。

　　服务人才严重紧缺，是制约社会服务发展的最大瓶颈。北京某著名儿科医院，近五年来门诊量翻了一番，医护人员编制却未增加一个。与医疗卫生领域类似，教育领域出现了师资紧缺造成的“大班额”现象，养老领域则产生了护理员紧缺带来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床位大量空置并存的矛盾。而“互联网+社会服务”的新模式，则可以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服务者队伍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服务供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