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清查“存量”，又打击“增量”，单靠监管部门的介入不现实。对电信企业来说，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下一步，还要将“最严监管”从“运动式”转向常态化。

　　工信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2016年12月31日前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实现实名登记，而且强调要从反恐的高度看待这一任务，“不实名就停机”。这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电话实名制”。实名制的改革由来已久，应如何看待这一“最后通牒”？实名制会不会损害民众的隐私权？有关国有企业又该担负怎样的责任？

　　从国际经验来看，实名制并不必然导致隐私泄露，关键在公权力和国企如何保障手机的私密。相反，一些游离在注册制之外的“黑号码”，反而容易被电信诈骗团伙利用。目前大陆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已达到92%，但仍有近1亿用户未实名登记。倘若这些漏洞被不法分子甚至恐怖分子所利用，对公共安全的冲击不堪设想。

　　前些天，甘肃一教师遭遇电信诈骗，省吃俭用一辈子的23万元购房款瞬间蒸发，“一套西装穿17年”的他愤然自杀。这一幕，令无数人愤慨、动容，这也是监管部门强调电话实名制的动因。尽管会给一些人带来不方便或者不信任的感觉，但从关系民众福祉的整体公共安全来看，这么做，值。

　　严是爱，宽是害，那么应当谁来“爱”？又该怎么“爱”？监管部门提出了较为明晰的标准。一方面要求电信企业及时告知补办手续，另一方面开展针对“黑卡”的专项整治工作。既清查“存量”，又打击“增量”，单靠监管部门的直接介入不现实。对电信企业来说，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守住用户规范登记的“防火墙”。

　　难就难在作为虚拟平台的民营企业，它们数量众多、又过度依赖虚拟号码带来的丰厚利润。这方面，工信部联手公安部已对相关违法犯罪“亮剑”，打击效果不错，一大批不法企业被关停。下一步，还要将“最严监管”从“运动式”转向常态化，在源头上堵住非实名注册、冒名顶替注册的行径。让这些企业舍得放手、真正承担起责任，“疏”和“堵”都不可或缺。

　　“喂，我是你领导啊，明早来我办公室一趟！”“公检法，反洗钱”……这一类电信骚扰，让不少人防不胜防，事后执法要么追缴时间太长，要么“基站发射”“境外诈骗”让追缴成本太高，必须通过实名制来正本清源。而另一类卖房中介的问询、商场促销的推介，又属于被人利用了实名制的缺陷，“买卖个人的手机号码”，同样需要监管机构守住信息资源、防止“内鬼”与商家暗中勾连。在“互联网+”的信息社会，让法治守护公民安全，始终在路上。

　　本报特约评论员洪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