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之星董事长张金生说，当大潮退去，那些有能力的能活着的，能活得更好，但死掉一些不可避免。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近年来，一大波孵化器在不断涌现，但前景堪忧。

　　8月24日，原SOHO中国副总裁王胜江辞别老东家，与创业教父俞敏洪、投资银行专家盛希泰一起，组成豪华三人组，打造洪泰创业空间。成立当天，王胜江就“放炮”称，现在不少同行打着“众创空间”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未来七八成孵化器会死掉”。

　　当下资本泛滥，“地主”也要竞争上岗。为博创业者欢心，孵化机构各显神通，争先推出“特色服务”。

　　但作为国内第一批孵化器，启迪仍延续着上世纪90年代的模式，并且更看重“公益性”。令人意外的是，这家不看重赚钱能力的孵化器，赚钱能力却惊人的好。其背后暗藏着哪些秘密？

　　清华老师的“情怀”

　　早年间，“情怀”是孵化器行业的主要标志。彼时，年底开会都是讲又服务了多少家公司、又为国家贡献了多少人才，很少有人愿意谈挣不挣钱。

　　今年1月21日，中文在线和昆仑万维在A股上市，凑巧的是，这两家公司都经过了启迪之星的孵化。

　　启迪孵化器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创业潮。那一年，启迪之星总经理沈全洪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在他印象里，周围学生和老师的创业热情都相当高。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当时的清华，“每推开一扇实验室的门，就有好几个公司”。

　　于清华而言，创业项目放到学校里显然不合适，要把它们引导到围墙外，以保持学校相对平静的教学、科研、育人环境。

　　此时，清华校企平台启迪（清华科技园）承担了这个责任，罗建北、梅萌、李志强等一批清华老师组成启迪孵化器的初创团队。双清路上学研大厦就作为启迪孵化器最初的大本营，并孵化了几个收益上百倍的项目。

　　比如，中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1999年清华大学第一届大学生创业大赛的获奖选手，当年，他得知学校要办孵化器，便在9月，带着自己的创业项目进驻启迪孵化器。

　　几十家企业初进到启迪孵化器时，都是零起步，穷得叮当响。“老师们”想到了用房租换股权、用自有资金帮助孵企业的办法。“服务、房租、投资等，凡是能折算成股份的东西就不收钱”。

　　沈全洪说，“启迪一些前辈老师如今回忆起来还常说，当时的创业者确实很让人敬佩，不支持他一把会觉得于心不忍”。这与今天投你明天想挣多少钱的逻辑完全不同。

　　笃信“适度投资”

　　孵化器这个业态，从一开始出现就很寂寞，冷板凳坐了很多年。一开始没人知道孵化器是什么，当初启迪去注册孵化器营业执照时，一度被认为是孵小鸡的，应该属于农林牧类。

　　从最初政府办孵化器到后来学校办孵化器，孵化器的主要使命就是为了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公益色彩浓厚，自我造血功能几乎没有。

　　2007年，当占地77万平方米的清华科技园建设完成开始全面运营后，启迪开始考虑，除了楼宇经营之外，孵化器和科技服务业到底该怎么赚钱。

　　沈全洪参加过内部讨论。“有几次，我们是在咖啡馆里聊，说能不能让服务产业化，但后来被否掉了”，“小企业最缺的就是钱，还想挣它的钱，怎么可能？”

　　后来，启迪孵化器是逐渐总结出，在孵化角色不变的同时，适度参与投资，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模式，而知识产权、财税社保这类零碎的孵化服务就不从中赚钱了。

　　庆幸的是，2007年正赶上启迪孵化器最初一些无心插柳的投资进入收获季节，展讯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一天股价就暴涨近14%。一些没上市的孵化项目也渐渐展现出不错的规模。

　　到2010年，海兰信、数码视讯、世纪瑞尔3家公司相继登陆创业板，启迪孵化器曾经的投资获得了上百倍的回报，甚至超过了地产运营收入。

　　2013年，启迪推出创新型孵化器启迪之星，也延续了“孵化+投资”模式，即先孵化后投资。

　　由于孵化阶段的情感培养，启迪之星能获得低于市场价的参股价。

　　做“农民”不做精英

　　对启迪之星来说，只选择有把握的游戏规则，选择自己懂的赛道投资。

　　截至目前，启迪共孵化了2000多家公司，投资了其中大概300家，完成大概20亿的投资，直接上市了19家企业。启迪投资的整体回报率也相当不错，平均年化是40%多。

　　投资是孵化器一种成熟的盈利模式。对一门生意而言，找到赚钱的方式并继续扩大，是自然而然的。但对孵化器这种从公益属性演变而来的业态来讲，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性质会变得完全不同。

　　启迪的选择是，坚持孵化为主，投资为辅。沈全洪说，“投资是启迪孵化器的一笔生意，但生意不是全部”。

　　2009年，李开复带来一种新型孵化器的理念——创新工场。李开复的玩法不同于启迪，每个来到创新工场孵化的项目都是他已经看好或者已经约定好的投资标的，孵化和投资标准相当接近。到后来，创新工场从最初的孵化器转型为纯粹的投资机构。

　　沈全洪说，投资主导的孵化器好比是精英模型，启迪之星就是农民模型，农民首先要播种，过程中再找好苗子，前期会很辛苦。但精英一上来就要选好苗子，他要在某个行业或者某个方向比所有人都懂。

　　“我们的组织架构一开始就不是按精英思路来的，我们没有年薪几百万的投资高手，所以我们只选择我们有把握的游戏规则，选择我们懂的赛道投资”，沈全洪说。

　　但这样“不够专注”的投资，结果可想而知。新京报记者从清科研究中心获得一份2014年天使投资机构前十排名，并没有看到启迪之星的名字，前三分别是真格、险峰和联想之星。

　　为母公司生态体系一环

　　启迪的这套玩法背后，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布局。

　　启迪之星母公司启迪控股旗下重点板块有两个，其一为科技地产运营，其二为科技服务业。

　　启迪科服集团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大资本运作的平台，考虑到未来很多公司不一定顺利通过IPO退出，通过金融投行服务，以产业运作方式让大公司收购小公司，成为一种退出渠道。

　　这其中，启迪之星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蓄水池的作用。启迪之星是科服集团的塔基，往上有启迪创投（启迪风险投资公司），再往上是启迪系的多个上市公司，整个链条都装在启迪科服平台里。

　　这是启迪目前的打法，类似于集团军作战。比如，启迪科服旗下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已初具雏形。上层，启迪科服集团在今年4月花70亿收购了上市公司桑德环境，中层有清华阳光、亚都等一批中型公司，基层的启迪之星也投资了一批节能环保创业公司。它们彼此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包括，打个包就能成立启迪环保集团，还可以组团出征拿项目。

　　沈全洪说，启迪的孵化器业务已经不能被单独看待，这种玩儿法和市场上所有孵化器、投资机构都不同。

　　“启迪之星现在做的工作就像在修路，先把渠道架到各个地方”，沈全洪说。一方面是把启迪模式复制到各地，用启迪科服的金融模型帮地方完成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启迪之星搭建了一个全国网络后，不仅能吸纳各地创业项目，从地方输水到启迪科服，还能帮平台里各类有需求的企业对接地方资源。

　　一直到采访结束，沈全洪仍在强调，启迪之星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机构或者孵化器，它是启迪控股庞大生态体系中的一环，不能局部地看待。

　　但启迪之星又是相对独立的，除了“对上负责”，沈全洪也要考虑它面临的竞争和自我发展问题。

　　不过对于会不会趁机扩大赛道，投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互联网企业，沈全洪没有回答。

　　■ 对话

　　启迪之星董事长张金生：孵化器将会死掉一批

　　老牌孵化器“不够吸引眼球”，让张金生感觉到压力。但他坚信，当浮躁退去，泡沫退去，只有那些有能力的孵化器才会活着。

　　被大潮裹挟前行

　　新京报：孵化器虽然诞生很多年，但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火。

　　张金生：原来做孵化器的主体，更多的是政府，大学，国企。但在新的创新创业大潮里，像腾讯、海尔这些大的龙头企业，再加上各种新的模式融入进来，参与到风口里面的人越来越多。

　　新京报：在这个风口上，启迪有压力吗？

　　张金生：坦率来讲，身在大潮里面，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也在滚滚洪流中被胁迫着前行。我们认为，其实孵化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现在很多人在用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说法，创造了很多所谓吸引眼球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些深耕多少年的老牌孵化器，可能不见得有创新孵化器吸引眼球，因为中国现在的环境在不断追求概念。

　　新京报：你们会适应这种潮流吗？

　　张金生：我们有时候也很矛盾，到底应该怎样面对。我们原来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能为创业者、创业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但社会在追求新东西，在一个浮躁的状态。

　　大潮退去会死掉一批

　　新京报：在这个风口，孵化器行业有没有泡沫？

　　张金生：没有泡沫，肯定不可能。国家一号召，就出来一个风口，而且中国人是别人干什么，就模仿。很多对孵化器运营不知深浅的热血人士，都涌到这里来了。

　　新京报：可能的结果会怎样？

　　张金生：他们的涌现，一方面会进一步完善创业创新生态环境，但也有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找不到好的商业模式，就会碰壁。当大潮退去，那些有能力的能活着的，能活得更好，但死掉一些不可避免。

　　新京报：估计热度能持续几年？

　　张金生：两年左右。这主要受制于两方面因素，第一，如果是宏观经济好转得快，可能大家冷静下来会快一点；另外，与这个领域现在做得不错的一些项目最终的效果有关，如果现在很热闹，越到最后却发展不太顺，会让行业降温。

　　做孵化器赚快钱太难

　　新京报：做孵化器，盈利是不是比较大的难题？

　　张金生：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是很多孵化器要面对的问题。我干这么长时间，就觉得挺累的，做孵化器要赚大钱，赚快钱，太难了。

　　新京报：为什么？

　　张金生：因为孵化器本身就是在帮助别人成长，多多少少带有情怀，要耐得住寂寞，做一个长跑者。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这些新出现的创新型孵化器？

　　张金生：很多新的模式也在不断颠覆我们原来的思维。对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以包容的心态在不断学习。

　　新京报：会不会觉得，在新的游戏规则中，你们错失了一些机会？

　　张金生：我们也在想是不是我们保守了，包括投资频度，投资力度各个方面。新手段我们也在思考，比如众筹平台是否可以做。

　　新京报：你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张金生：第一是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竞争越来越激烈了。第二，政府各方面对原有的大学科技园，支持的力度不像原来那么大了。第三，业态的同质化，我们能做的，别人过两天马上也能做。在理念、做法上，已经没有太多独家秘籍了，关键就是怎样不忘初心把它执行好，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