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潮涌

　　今年50岁的汪潮涌，看上去像是个30岁的魅力男士。

　　他仍保持着运动员身材，头发乌黑有型，着装考究，对生活和工作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他说，自己仍然喜欢写诗、写散文、品酒、收藏艺术，爱好旅行、登山、航海、高尔夫、网球、游泳、赛车，“是个体育万金油”。

　　拍照时，他和摄影记者攀谈起来，笑称自己是穿着阿玛尼的投资人，并邀请摄影记者参加下一季的帆船比赛摄影。他说，自己仍然保持强烈好奇心，希望再做30年投资，至少赶上巴菲特的状态。

　　神童不敢当，但做事要趁早

　　不管是上学、留学、进华尔街，还是创业、做投资，都要趁早。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一辈子都比别人要早一点。

　　新京报：15岁上大学，20岁进华尔街，30岁出头创办自己的投资公司。很多人说你是神童，你觉得你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汪潮涌：神童不敢当，但做事一定要趁早，不管是上学、留学、进华尔街，还是创业、做投资，都要趁早。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一辈子都比别人要早一点，比较勤快。很早拥有了资源和平台，成为中国投资界里最早创办自己投资公司的企业家兼投资家。

　　新京报：1999年，你为什么放弃优渥薪水，创办信中利？

　　汪潮涌：1998年我离开摩根，被国家开发银行聘为顾问，1999年离开国家开发银行。1999年中期，身边聚集了很多海归，当时张朝阳、李彦宏都带着硅谷商业模式，要回来创业。但当时的互联网用户基础很差，海归找不到钱。丁磊是用写软件攒的50万元人民币创业，马化腾找香港李嘉诚家族投资，马云带着18员大将艰苦创业。

　　当时我就想，我在华尔街有十几年投资经验，为什么不能组个基金供他们创业呢。所以我1999年创办了信中利，专注为海归回国创业提供风投。信中利这个名字的含义，是相信中国，一定能获得利益。

　　新京报：你走得这么顺，遇到过磨难吗？

　　汪潮涌：当然。小时候因为“文革”，我被寄养在亲戚家，在农村呆了12年。七、八岁干农活，九、十岁去水利工地干重活，手脚冻裂，在工地上吃冰渣子饭。跟小时候相比，后面创业吃的苦就微不足道了。

　　新京报：你小时候有梦想吗？

　　汪潮涌：小时候就是想离开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时养父是赤脚医生，能给人接骨，我觉得很奇妙，所以我想当中医。

　　新京报：后来你却成为在资本市场有影响力的人。

　　汪潮涌：现在看，确实有一种穿越感，也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这是时代创造的机会，如果没有高考，没有清华派我留学，没有中国金融行业大发展，我就绝不会有今天。还是要感谢这个时代。

　　新京报：你说投资人要会审时度势，眼光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汪潮涌：投资时间够长。巴菲特说：我86岁了，新的东西也许不如你们，但要说投资经验，是你们这些年轻人比不上的。大致有三点：经验积累、快速学习，加上全球资源的对接。

　　我们错过了打车这个领域

　　我们做得还可以，但也错过了一些机会，比如打车这个领域。像airbnb这种形式，我们也在找，但是国情决定中国很难出现一个完全像airbnb这样的公司。

　　新京报：早期投互联网，基本都是比对着硅谷模式来的。但从千团大战开始，中国创业者很容易集体扎进一个领域。你们是怎么判断的？

　　汪潮涌：千团大战的时候，我们没有投，还真是躲过一劫。当时国内很多很主流的投资公司在千团大战的时候都投了。所以作为投资人要冷静、逆势而动。就像巴菲特说的：当别人都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当别人都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

　　我们做得还可以，但也错过了一些机会，比如打车这个领域。像airbnb这种形式，我们也在找，但是国情决定中国很难出现一个完全像airbnb这样的公司。因为中国人不喜欢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

　　新京报：可是国内已经涌现了几家类airbnb模式公司，做得也不错。

　　汪潮涌：都不是纯airbnb模式。有些是重资产，但airbnb完全就是轻资产，靠自己平台整合资源。

　　新京报：所以这是另一种风向，从模仿到引领？

　　汪潮涌：没错，2004年我们投王中军，那时候如果以美国投资的眼光，肯定是不投的，因为美国电影产业已经是常规型产业，没有高成长，中国的娱乐产业就不是照抄硅谷，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另外，中国的手游要比美国超前3-5年。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投资时代，我们可以输出中国的商业模式、资本和创投品牌。中国的微信比美国的whatsup，韩国的line要好用，甚至很多海外公司在copy中国模式。比如有人把分众传媒copy到印尼，把微信copy到印度、马来西亚，copy阿里巴巴到很多国家。

　　可能会有5%的创投机构胜出

　　人民币创投机构的缺陷在于，不愿意承担早期风险，希望2-3年就能退出。很多企业成长都需要7-10年才能达到高速价值创造期，投资人太早退出不是一件好事。

　　新京报：从跟随者变成引领者，这对投资人和投资机构的挑战是什么？

　　汪潮涌：最大的挑战和风险是，会有一批创投机构死掉。最后胜出的是在国内领先的这一批创投机构，可能就是5%，这些机构能够在国内继续做大做强，继而在海外继续发展。

　　新京报：挑战点在哪里？

　　汪潮涌：第一，人民币创投机构的缺陷在于，不愿意承担早期风险。第二，希望2-3年就能退出。这对中国这些高成长的高科技公司或者新兴产业的公司，时间太短。阿里巴巴也是亏了13年，我们中国的创投基金迫于退出压力，很难长期持有。

　　新京报：所以你选择上新三板来解决退出问题？但你曾经说过，新三板流通性太好就丧失了赚钱的机会。为什么？

　　王鹏：新三板其实不要太强调流通性，因为很多新三板公司还是一个青苗，还要成长很长时间，如果流通性太好，刚一挂牌，投资人就卖了，就把未来可以赚钱的机会给扼杀了。所以十年在中国是一道坎，很多企业成长都需要7-10年才能达到一个高速价值创造时期，投资人太早退出不是一件好事。

　　新京报：信中利投资了多少项目？

　　汪潮涌：信中利成立15年，一共投资了130多个项目。前10年重质不重量，过去5年进入快车道，尤其是过去两年，去年一年就投资了56家公司。

　　新京报：投资人什么时候退休合适呢？

　　汪潮涌：虽然我精力旺盛，但也有很多人劝我退休，我却一直坚持。

　　第一，是使命感和楷模，我想把信中利打造成全球领先的投资机构。去年五月份，我到巴菲特的公司，巴菲特跟2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精神矍铄，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啊。我也想像他那样工作。

　　第二，有成就感。看着我们投资的公司成长起来，成为了华谊兄弟，成为了百度，看着它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生活品质。

　　第三，提升个人生活品质，我投资的东西跟我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比如赛车、奥斯马丁等，我把兴趣、生活质量和投资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每天都处于亢奋状态、学习状态。

　　按照巴菲特的时间来算，我还有三十年。我现在刚50岁，可以再工作30年，没问题，我们家有长寿基因。

　　百度搜狐华谊上市，我实现财务自由

　　从1999年到2009年，百度搜狐华谊相继上市，基本完成“十年内完成创业”的目标，也让我实现财务自由。后面做的事情，就是创业企业服务和回报社会。

　　新京报：参加美国帆船比赛是实现你年轻时的梦想？

　　汪潮涌：是的。小时候读郑和下西洋和基督山伯爵，对航海充满向往。在华尔街上班时，有团队拓展训练，就爱上了这个项目。后来百度上市，我有了一笔钱，就马上做了这个事情，顺便帮中国填补这个160多年全美公开赛空缺。

　　新京报：但也有人说你情商高，做“帆船外交”，扩大朋友圈。

　　汪潮涌：这绝对是世俗的看法（大笑），虽然确实有商业收获，但出发的动机还是情怀和爱好。也是基于这个原因，5年前，我和国家体委、赛车协会，共同打造中国丝绸之路越野拉力赛。我是唯一一个非专业出身的汽联（中国汽车摩托车联合会）副主席，带着600辆车，2000人走丝绸之路。过了嘉峪关，就会想到“大漠孤烟直，春风不度玉门关”。到了敦煌沙漠，就想“葡萄美酒月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到了新疆，就是苍茫万里间的豪情。

　　新京报：你追求的是情怀还是资金回报？

　　汪潮涌：应该说，这既是有情怀的事情，又是好的投资项目，值得我热血澎湃地去做。有人评价我是“情怀榜首”，我觉得挺好，我不要追求资金榜首，投资回报榜首。海上帆船、丝绸之路赛车，都和我有关系，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这和我最早的规划很接近，我当时创业的时候说，要在10年内，完成创业，然后变成企业家。

　　新京报：十年内完成创业，怎么算完成？

　　汪潮涌：从1999年到2009年，百度、搜狐、华谊相继上市，就基本完成目标，也给我带来极大回报，实现财务自由。后面做的事情，就是创业企业服务和回报社会。比如我当时给清华捐赠一个亿的时候，这只是我尽社会责任的第一步。

　　新京报：你的重心会从投资转向公益吗？

　　汪潮涌：不会。还在投资。我喜欢这个行业。每天和创业者在一起，充满活力和创意，同时能学到新行业知识，让自己不断进步。这对我而言，有很大吸引力。其他事情会做均衡分配。

　　投资项目时确实遇到过“白眼狼”

　　今年VR和AR又是一场千团大战。中国创业人数太多，在有限的方向里，会出现践踏。这种状况一直都会存在下去。

　　新京报：什么样的创业者或者创业团队，会被你看好？

　　汪潮涌：要有激情、经验，要有在相关领域工作5年以上的经历，性格气质要有亲和力、领袖魅力、表达力和胸怀。

　　新京报：你投了很多体育项目，还有哪些细分领域是你看好的？

　　汪潮涌：行业大趋势我非常看好。就像10年前投华谊兄弟，当时票房不到10亿元。这种态势会发展到体育行业，新兴产业。10年内规模至少变成10倍。2015年中国体育产业才5000亿元，到2025年至少要5万亿。我们要找到细分领域里的龙头企业，比如赛事运营公司、体育媒体公司、体育服务、器材等。

　　新京报：去年O2O很火，但真正活下来发展好的并不多，今年VR和AR似乎在延续去年O2O的路数，你怎么看？信中利有投吗？

　　汪潮涌：这是又一场千团大战，都是大浪淘沙。中国创业人数太多，在有限的方向里，会出现践踏。这种状况一直都会存在下去。现在中国创业潮，资本的支持越来越多，能冲出来的企业概率会更小。因此对投资机构要求也越来越高。

　　新京报：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所站的角度不同，有时会观点不一。在什么状况下，你绝对不会让步？

　　汪潮涌：遇到原则问题，比如侵占公司利益。

　　新京报：你最后悔投资的项目是什么？

　　汪潮涌：不点名，但确实遇到个别“白眼狼”。创业不顺利，就抱怨投资人，认为是投资人不够支持，才发展不顺。也遇到合伙人发生矛盾。我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劝说警告，我相信和气生财。

　　新京报：你给创业者的建议是什么？

　　汪潮涌：对创业者来说，中国目前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创业机会遍地皆是。我们赶上了经济转型升级，会有更多的创业机遇和更大的政府政策支持，以及非常成熟的创投行业支持。所以我相信创业成功几率会大大提高。当然也希望创业者们能牢牢记住，创业是一种苦行僧似的修行，在创业过程必须要调整心态，能够持久耐劳。坚持就是胜利，伟大是熬出来的。

　　夫妻最好不要一起创业

　　创业是一件挺苦逼的事情，失败概率很高。创业者以及家人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承受煎熬。如果第一笔投资都找不到，就不要创业。

　　新京报：你的事业和家庭都让很多人艳羡，你觉得创业者该如何平衡婚姻和事业的关系，有什么建议？

　　汪潮涌：创业其实是一件挺苦逼的事情，失败概率很高。创业者以及家人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承受煎熬。家人也要有强大的内心，能承受孤独感、挫折感。压力之下，携手一路走来。另外，创业有门槛，要有相应条件，比如要有好的技术、模式、团队，能否找到第一笔天使投资。如果第一笔投资都找不到，就不要创业。

　　新京报：你支持夫妻一起创业吗？

　　汪潮涌：最好不要。风险不要集中在一起。最好一方创业，一方维护家庭，保证家庭稳定。

　　新京报：给创业者提建议，怎么寻找伴侣？

　　汪潮涌：创业者寻找伴侣最好找志同道合的，知识结构、兴趣能匹配。

　　新京报：创业者通常很少时间陪家人，子女教育也是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汪潮涌：言传身教。父母自身的勤勉，就是最好的榜样。企业家的孩子通常都很早熟，这是榜样力量。所以这些孩子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富二代，更愿意说自己是创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