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慧瑜

　　《从0到1》，是“硅谷创投教父”彼得·蒂尔一本创业教程的名字。这位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主修哲学的投资人赋予了它深远的意义：以初创企业为载体，还有更多秘密值得去发现，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他认为，只有相信并探索秘密，才能发现常规之外的、近在眼前却不为常人所见的商机，而只有能解决独一无二问题的企业才能获得垄断并成功，成为使社会更美好的推动力。

　　他质疑复制和模仿，认为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种旧方法去创造财富，那么创造的就不是财富，而是灾难。

　　他鼓励每个初创企业都做这样一场思维运动，质疑现有观念，从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近期，在五粮液·2015创投盛典期间，彼得·蒂尔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谈论了这些观点对当今中国初创企业和创投人的现实意义。

　　“中国创新已有好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2002年您第一次来中国，这次来中国的一周时间内参加了20多场活动，走访成都、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对中国有怎样新的感受？是否有在中国布局投资的一些想法？

　　彼得·蒂尔：这次来我和很多人聊，中国人的工作努力程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高，这些城市的人们和硅谷的人一样相信未来，相信可以使未来更美好，比美国和西欧更乐观。

　　中国的每一个领域竞争都很激烈，在创业方面，你把其他国家的东西复制到中国，但同时也有100多个人在和你做同样的事情。这种激烈的竞争让我觉得有点害怕。

　　过去40年，中国在仿效别人方面比任何国家做得都好，全球化也很成功，但这个趋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创新是一个需要逐渐过渡的过程，可以开始去思考如何用新的方式做一些新的事情。

　　在中国投资的一个问题是我对整个环境、网络并不了解。我感兴趣的是，你在某个领域有了很实实在在的创新，而其他人还不知道，只有当我比其他人更了解某一个项目的时候，我才会去投资，中国人都很聪明，所以要做到这样的项目会比较难。

　　我在中国待了一个礼拜，也受到了一些“诱惑”，感觉到这里会发生很多变化，但要真正了解这里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要多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不断学习新东西。

　　日报：我们看日本的历史，上世纪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通过效仿欧美，非常成功，但似乎过去25年，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您觉得中国会走日本的老路吗？你对于中国寻找自己的新方式是乐观还是悲观？

　　彼得·蒂尔：中国是否像1965年的日本，做这样的类比非常复杂，也应该非常谨慎。中国和日本有太多不同，但的确是有一些相似之处。谈到中国，我们总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果你一直复制，总会遇到那堵墙，受到限制。

　　复制的模式不太有技术上的风险，但问题在于其他人可以很快效仿，竞争会很激烈。“CopytoChina”的模式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运行得不错，也可能会继续这样运作一段时间。但当没有其他东西可复制的东西，你怎样寻求增长呢？中国已经接近到了这样一个时点，去思考怎样以新的方式去做新的事情。

　　中国也有一些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得很好，例如微信，是非常好的社交，深圳的供应链制造业也做得很好。不能说中国没有创新，只是可能八九成是复制，一小部分在做创新。

　　我对中国了解得并不多，但中国人比日本人的企业家精神多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如果中国想创新，实际上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例如制造业、物联网、无人机，特别是软件和制造业的结合，这对中国来说也许是很好的方向。相比美国、西欧，中国在其他领域也有优势，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是有很多限制的，而中国却相对自由，另外在核能工业等领域，中国创新的空间也比美国大。

　　日报：为了鼓励创新，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孵化器、众创空间，硅谷在这方面有无经验可供启发？

　　彼得·蒂尔：如果前面已经有200家孵化器，你准备设立第201个，那么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于创业企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内部才知道，关于产品、怎么招人，怎么推广市场，这些都是公司内部才能琢磨出来的东西。即使是一个投资者，每周花5小时和这家公司一起工作，但这家公司的员工要每周工作80小时，他们了解得比你多得多。如果你的孵化器里有很多公司，你对每一家公司都了解得不那么多，就不足以帮助他们。

　　美国最优秀的一家创业孵化器叫做YCombinator(下称“YC”)。他们有自己的品牌，要加入他们需要很有才华，可能三个月之后就很有希望拿到融资。你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创业者要来你这里工作？YC有，但我想大部分孵化器可能并没有好的答案。

　　YC似乎95%是在做项目搜索，5%在做服务、提供办公空间、培训等，而大部分孵化器似乎是5%在做搜索。如果你是一个孵化器，真得好好找创始人、技术。YC花很多时间在大学演讲，穿越美国，在过去十年间积累了大量数据和方法，有自己一套很好的方法来筛选简历、面试。

　　“投资也要做到垄断”

　　日报：中国资本相继涌入硅谷“淘金”，投资初创型企业，您对此怎么看？

　　彼得·蒂尔：最主要的障碍是人脉、网络。如果我想在中国投资，了解最好的公司肯定不如中国人有人脉，会比较难。

　　不过中国人也可能投资在以下几种领域：一种是和中国相关的，例如从中国买东西的电子商务。一种是在中国有一些业务已经运作得不错而在美国刚开始，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比美国早一些，也许会有机会。

　　总而言之，你必须得想想自己在这个领域有哪些别人没有的优势，或者哪些领域我和别人相比劣势太大，我相信未来几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会越来越多。

　　日报：在硅谷的创业者大多有着优异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很容易打动投资人，但也许会潜藏一些风险，对此您对中国的投资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彼得·蒂尔：我判断一个项目一般有三个标准：人、技术、商业模式，必须三样同时具备。

　　首先对人来说，我觉得我们不够重视团队的结合。可能一个团队的成员背景、履历都很厉害，但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时是怎样的却是另一个问题，他们也许都很有才华，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而风险在于有一个“很大的自我”的人也许很难在一起工作，有时你能看到几个很优秀的人组成了一个很糟糕的团队。所以我会问这些人怎么相遇的，在一起多久了，之前的关系等等。

　　技术方面，如果只是比别人好10%或20%是不行的，要好上10倍、20倍。

　　还有一个标准是商业战略。对硅谷的投资者来说有太多的牛人、太好的技术，但在商业战略上是比较缺乏的。在我的理念中，要成功，首先你要能够实现垄断，你要有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类别，不是说你很快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是可以从一个较小的市场做起，在早期就有一个较高的使用频度，人们很喜欢你的产品、推荐给朋友。

　　如果很多人都在投资一个项目，我会觉得很不安，甚至很有可能退出，因为我希望自己所投资的东西是别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有非常好的技术、战略和团队。

　　日报：在硅谷投资初创型企业，往往需要在一个项目最早期的时候就发现并且抓住它，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彼得·蒂尔：也要做到“垄断”。你的人脉、资源、品牌当然很重要。但对我们来说，对新想法的开放心态也是比较重要的。很多风投普遍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性的方法和流程去看项目，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相同的项目，而我们想要独一无二的，会去没人关注的城市看，看没人感兴趣的技术。

　　另外对于非常早期的项目，我们认识那些创始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的确很难复制和描述。例如我2009年和肖恩·帕克一起共事，我们一起投资Facebook，他也是Napster的共同创始人。他对音乐很感兴趣、很有激情，对整个音乐产业都很了解，在这方面的视野更开阔，1999年他就成立了瑞典的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然后我们成为了它的投资人。